现实主义创作的核心理念是求真,但不能止步于表现社会生活表象的真实。须用诗人的眼光去寻找人物心灵的真实,用田野调查的态度去探究社会生活背后文化成因的真实。
现实主义创作如何透过社会表象的真实揭示文化成因的真实和人物心灵的真实?
现实主义创作的核心理念是求真,但不能止步于表现社会生活表象的真实。我的看法是,须用诗人的眼光去寻找人物心灵的真实,用田野调查的态度去探究社会生活背后文化成因的真实。
以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作家拉斯洛为例,他的创作理念与实践颇具启示性。
拉斯洛引起我的关注和推崇,是因为他对文化形态的认识。他反对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论调,认为人类文化就是世界各民族的集体记忆。因为这个观念,他热爱上了中国文化。他热情称颂老子《道德经》哲学思想的深邃与广博,深刻地认识到孔子编订的《诗经》开启了中国文学向多元发展的方向。而在文学领域,他极其崇拜的偶像是中国唐代的天才诗人李白。为了探究诞生李白的文化土壤,他专程来到中国,追寻李白的足迹,游访了近十座城市。其间他有两个细节值得我们深思。一次是他渴望游访的地点是白帝城,但是陪同他的中方人员误把他带到了酆都鬼城。他极为失望,明确表示自己是为寻找李白获得自由后放飞的地方,而不是控制人生命运的地方。一次是他游访西安的时候突然随机问当地的路人,李白和杨贵妃是什么关系?被问的当地人却十分错愕,不知如何回答。这一问也勾起了我的兴趣,重新品读李白为杨玉环写的《清平调》三首,这才感悟到,拉斯洛关注到了李白比喻杨玉环的都是极其美好的意象,从而感受到了李白内心深处对杨玉环绝世独立的惊叹。而一千多年来我们津津乐道的却是太白醉酒的桀骜不驯乃至对李隆基和杨玉环关系的暗讽。这种截然不同的感受,提醒我们在寻找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时,一定要探究形成这种典型的文化成因(如大唐盛世开放包容多元的社会风尚和文化思潮),以找到人物特有的心灵真实。对造就李白这种心灵真实的深层文化成因,我们没有找到,而拉斯洛找到了。其实在李白以后,也有两位文学家找到了相同的感受,那就是白居易和洪昇。读他们的《长恨歌》和《长生殿》,便能发现与李白相似的精神取向和心灵共鸣。
另一个例子就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深入不同族群进行田野调查,深度参与他们特定的文化活动。比如他深入到印尼的巴厘岛做田野调查,专门针对当地的斗鸡文化活动写了他的感受,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他从而领悟到人类学的核心不是“分析社会结构”,而是“解读文化符号的意义”。他认为,社会行为(如仪式、交易、对话)本质是“文化符号的载体”,只有理解这些符号在特定文化中的意义,才能真正理解社会。
举以上两个例子,意在表明,身处一个全新的全球化时代,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时,参考多种流派认识世界、剖析社会的独到见解,有益于当下我们深入探究现实生活现象背后的文化成因和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心灵真实。
近期我们有一些现实主义剧集作品就在沿着这个方向,站在今天的高度,表现出了探寻人物心灵真实和人物命运背后深层文化成因的时代特点,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赞许,如《山花烂漫时》《我的阿勒泰》等。
经典叙事在当下有哪些突破空间,可利于与时俱进的多元创新?
传统的经典叙事有四个要素,即“线性时间、因果逻辑、明确冲突、完整闭环”。由此形成了“设定目标、遭遇阻碍、解决冲突”所谓三幕剧的程式结构。在此着重探讨“完整闭环”和“解决冲突”的结构问题。叙事已经完整闭环了,冲突也已经解决了,一般我们的故事就会出现两个结局,一是“大团圆”或“善恶有报”的因果逻辑结局,我们不含贬义,都可以称之为“爽剧”,因为它的结局让大家高兴。一是“美好追求的破灭”甚至“强权扼制正义”的反因果逻辑结局,我们称之为“悲剧”。这两种结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作品必须给受众一个明确的结论。做出结论以后,受众就只会在闭环中结束审美。针对这一点我想谈的是,我们另外一种文艺样式——诗歌,也讲究结构完整的起承转合。但诗歌的起承转合是为了实现另一种结构境界,就是留给读者无尽的想象空间。诗歌结构的要诀是:“起要平阔,承要从容,转要变化,合要隽永。”关键就在“隽永”。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起得平实却留下宽阔的后容空间,“远近高低各不同”,从容地承接前文递进后文,“不识庐山真面目”,陡起变化,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只缘身在此山中”,叙述结束,却留下深远的意境,在诗外化作文化符号,成为后世用于阐释因主观局限而遮蔽了对真相认识的箴言广为引用。异曲同工的电影作品《罗生门》,也成为留给后世看待同一个事物存在多种解读的文化符号。这一类例子还有很多。提出这个思路,是为了拓宽我们对于经典叙事的认识。一是经典叙事也非一味强调环环相扣、强化冲突,更难得的是从容叙事,意在言外。当下网络上流传一个很火的视频,里面几句歌词很有意思,“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而我们有的时候为了追求所谓高概念强情节,就难免“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我的经验就是,学会停下来写戏,写出情节以外人物的人生态度,情节是观众都能猜到的,唯有人物的人生态度是观众猜不到的。也唯有逼真地写出典型环境下不同典型人物不同的人生态度,才能丰富作品的内涵,提升叙事背后的深层意义。二是经典叙事并非现实主义创作的专利,早在延安根据地时期,我们就提出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主张,诞生了许多经典作品。当下我们主张现实主义与经典叙事回归下的多元创新,更应该关注现当代文学艺术流派的创新成果,撷其精华,拓宽视野,在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留下不辜负这个伟大时代的精品力作。
(作者系中广联电视剧编剧委员会会长、编剧,本文系作者在2025中国广播电视精品创作大会上的演讲)
内容来源:《文艺报》2025年10月31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