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岁男孩补习班坠亡无法立案 非法补课何以成“法外之地”？

7岁男孩补习班坠亡无法立案

　　【7岁男孩补习班坠亡无法立案】2025年7月26日晚8时30分，温州市鹿城区胡翠湾小区16栋1402室，一声闷响撕裂了夏夜的平静。7岁男孩曾虹博（化名）从补习班窗户坠落，经抢救无效身亡。这起悲剧背后，暴露出非法补课乱象、监管漏洞与法律争议的复杂交织，更将“双减”政策落地后的灰色地带推至风口浪尖。涉事补习班由退休教师曹某在居民楼内开设，主打语文写作培训。家长王女士透露，她为儿子支付1800元报名5周课程，每周2次课，每次2小时。事发当晚，曹某将6名学生分为两组：3名孩子在客厅辅导写作，曾虹博与另外2名7岁儿童被安排在无成人看管的小房间。该房间窗户大开，开发商原装的防护栏被拆除，仅用窗帘遮挡视线。“孩子平时胆小，连电梯都不敢独自乘坐。”王女士哽咽着回忆，事发前她提前到达补习班，却在电梯内听到巨响，随后被告知儿子坠楼。更令人心碎的是，现场未见曹某身影，其他孩子称“老师让我们去房间玩”。警方在4楼平台找到脱落的窗帘，但因室内无监控，坠楼细节成谜。医院诊断显示，曾虹博全身多处骨折，死亡原因为“下腔静脉破裂”。这个由42岁高龄产妇冒险生下的孩子，生命永远定格在7岁。8月14日，警方以“无犯罪事实”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引发家属强烈质疑。控告曹某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均未获支持，理由令人错愕：教育局认定该补习班为“非法补课”，不属于教育机构，故不适用相关法律条款。“有收费记录、上课视频、作业批改，难道非法经营就能免责？”家属展示的证据显示，曹某通过微信群组织教学，甚至在“双减”政策后继续招生。法律界对此提出尖锐批评，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指出：“根据《刑法》第233条，曹某作为经营者，对未成年学生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义务。将低龄儿童置于无防护的高层房间且未看护，已构成‘疏忽大意的过失’。”

　　《民法典》第1199条亦明确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构学习期间受害，机构承担过错推定责任。付建强调：“非法经营不等于安全责任豁免！只要存在教学服务事实，保障学生安全就是不可推卸的义务。”

　　这起悲剧并非孤例。据中国教育学会统计，2025年全国地下学科培训场所达12.7万处，其中83%藏身居民楼，67%存在消防隐患。杭州“老桥头面馆”、西安“秦味面庄”等案例中，商家以“免费续面”为幌子行补课之实，最终因安全事故关停，暴露出监管盲区。

　　“双减”政策实施后，学科类培训审批全面叫停，但家长焦虑与市场需求催生出畸形产业链。温州教育局工作人员坦言：“退休教师、在校大学生偷偷带课，藏在小区里很难发现。”更讽刺的是，涉事补习班为“躲避检查”拉上窗帘，却因此掩盖了致命危险。

　　事件中，每个环节都折射出系统性失职：家长层面：在“工作养家”与“陪伴成长”的两难中，将孩子托付给非法机构，暴露出托育服务的严重缺失。监管层面：教育部门与公安机关对非法补课的认定标准存在分歧，导致“非法”成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社会层面：当“提分”成为唯一目标，儿童安全、心理健康被彻底边缘化，补习班变身为“教育绞肉机”。

　　“我们不是反对补课，而是反对把孩子推向危险。”网友“教育观察者”的评论获10万点赞。这起悲剧中，曹某拆除防护栏的“小动作”，实则是整个社会对教育本质扭曲的隐喻——当安全可以被窗帘遮挡，当生命可以被“非法”定义，我们是否正在为功利主义付出过于惨痛的代价？

　　目前，家属已申请立案复议，并向检察院提交监督申请。这起事件或将推动立法完善，明确非法教育场所的安全责任边界。但更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构建多元化的课后服务体系：强化社区托育：政府购买服务，在社区中心开设安全、普惠的托管班；严惩非法补课：建立“有奖举报+科技监管”机制，对违规机构实施行业禁入；重塑教育评价：将心理健康、安全意识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倒逼教学方式改革。曾虹博坠落的窗户前，那片被拆除的防护栏，本应是阻挡悲剧的最后一道防线。当我们在讨论“立案与否”时，更该思考：如何让每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安全成长？这或许是这个夏天，最该被听见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