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春天,恰逢“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消费日报》刊发深度调查报道,曝光了广发银行西单支行一桩跨度长达13年的联保贷款纠纷。
商人白延东背负180余万元连带担保责任,历经十余年持续维权,终于迎来监管部门介入调查的关键进展。这起积压多年的信贷旧案,也清晰折射出十余年间,国内银行业联保贷款产品从破解小微融资难题的创新模式,逐步滑向风控失守的行业轨迹。
联保贷初审环节的合规失守
这起漫长纠纷的源头,要回溯至2013年。彼时国内信贷市场处于快速扩张阶段,联保贷款模式凭借“多户联保、相互担保”的核心逻辑,被广泛推广为缓解中小企业、个体商户融资难、融资贵的重要金融创新,其初衷是通过商户间的互助增信,弥补小微主体抵押物不足、信用评级不完善的融资短板。
但从广发银行西单支行的实际操作来看,这项初衷向善的金融产品,在落地执行环节便出现了明显的合规偏差,制度刚性要求沦为形式。
根据维权过程中调取的完整信贷档案,白延东与另外两名借款人赵志远、王某共同组建联保体,申请的联保贷款总额度为750万元,其中白延东授信份额300万元,赵志远授信份额250万元。按照广发银行彼时《小企业联保贷款管理办法》的刚性准入规则,借款人需为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会员,且持有该协会加盖公章的正式推荐函,方可具备联保贷申请资格。
但实际情况与制度要求截然相反:白延东及其名下经营主体,在贷款申请、审批、放款全流程中,从未缴纳过协会会费,也未办理任何入会手续,根本不满足基础准入条件。
更关键的是,作为放款核心资质凭证的推荐函,存在明显的形式瑕疵。银行留存档案中的这份推荐函,既无借款企业公章,也无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的有效签章,属于未生效的空白文件。
后续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也出具书面证明,明确表示从未向白延东及其经营主体出具过任何贷款推荐文件。这一核心事实意味着,支撑这笔750万元贷款发放的基础准入门槛,在贷前初审环节就已彻底形同虚设,合规审查的第一道防线完全失守。
除了准入资质造假,联保体核心成员的资信审查同样存在明显疏漏,甚至突破了商业银行常规风控底线。维权期间调取的个人征信报告显示,2013年贷款发放前夕,联保成员赵志远的个人征信已存在严重不良记录,名下有多笔贷记卡逾期。按照商业银行常规风控逻辑,此类征信状况的借款人,会在系统自动筛查环节被直接列为禁入类客户,无资格获得新增授信。但广发银行西单支行并未按常规流程否决该笔业务,反而通过“例外审批”流程为其突破准入限制。这一违背常规风控原则的特殊操作,也为后续的担保纠纷、风险传导埋下了致命隐患,直接将合规履约的白延东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连带担保漩涡。
从专业风控视角分析,这并非简单的操作失误,而是贷前审查环节的实质性缺位。更值得关注的是,该笔业务背后有北京联融信达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中介机构参与,为组建联保体,中介将铁路检测、建材批发、玉石零售三个毫无业务关联、不属于同一商业圈层的自然人,强行捆绑为联保体成员,完全背离了联保贷“同行业、上下游、业务关联”的核心设计初衷,联保体本质是缺乏风险共担基础的松散组合。
银行方面不仅未对此类不合理联保组合进行核查否决,且在赵志远违约后,将三方借款人按约定缴纳的共计75万元(各10%)保证金全部扣取用于抵扣欠款,这笔从源头就存在多重风险隐患的信贷资产,从合同签署之初,就注定了后续违约与纠纷的结局。
跨区域乱象复刻
白延东的遭遇并非孤立个案,将观察视角从西单支行拓展至广发银行全国分支机构版图,不难发现,此类联保贷违规操作逻辑,在多地分支行出现了高度相似的复刻,折射出部分基层分支行存在“规模优先、合规后置”的业务导向偏差,信贷风控防线长期处于失灵状态。
2022年,广发银行郑州分行曝出的联保贷纠纷,与西单支行案件呈现出高度相似的违规特征。多名商户向监管部门实名举报,自身被中介机构以“低息普惠贷款”为诱饵,诱导参与三户联保贷款业务。后续调查核实,多家借款企业提交的经营资料、财务报表看似独立完整,却存在异常的一致性,营业收入增长率、毛利率、纳税额度等核心财务数据,呈现出违背正常经营逻辑的标准化特征,明显是中介机构统一包装、银行客户经理默许的虚假材料。
这种流于形式的贷前审查,让信贷风控的核心防线彻底失效,一旦单一借款人出现断贷违约,连带担保责任便会快速传导,原本经营稳健的商户,不仅要偿还自身贷款本息,还要额外承担数百万元的连带担保债务,陷入经营与债务的双重困境。
回归白延东个案,这种“风控让位于规模”的操作偏差,最终转化为合规担保人的沉重代价。联保体成员赵志远违约失联后,广发银行随即依据担保合同,向白延东启动追偿程序。尽管白延东自身300万元贷款份额已按期足额还本付息,但因连带担保条款约定,银行已主张对其名下资产采取保全措施,其经营与资产处置均受到显著影响,债务金额在利息与复利的滚动计算下持续增加。
维权过程中,白延东多次向司法机关提交证据,证明银行在明知赵志远征信存在严重不良的情况下,仍通过例外审批违规放款,风险转嫁的合理性存疑,但长期以来,司法判决多基于书面担保合同的形式完备性作出裁定。那份能够证明银行贷前审查违规的“例外审批”内部文件,在案件一审阶段长期留存于银行档案体系未对外公开,也成为白延东前期司法抗辩的关键障碍,最终使其被迫承担180余万元的连带赔偿责任。
这种重合同形式、轻实质合规的权责认定现状,使得银行违规操作产生的风险损失,最终转嫁给了信息不对称、自身合规经营的借款主体,不仅造成个体商户的经济损失与事业停滞,更冲击了金融交易中的公平性原则。
从“互助”到“互毁”的联保贷
白延东十余年的个人维权路,背后是整个国内银行业对联保贷模式的深度反思与行业纠偏。
梳理2013年至2025年上市银行相关舆情与司法判例可见,联保贷业务违约暴雷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演变为全行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隐患,原本旨在实现小微主体互助融资的金融工具,逐渐异化为企业间相互拖累、风险交叉传染的困局。
大连分行此前曝出的特大联保贷案件,更是暴露了内部员工与外部中介勾结、全流程风控失守的严重问题。
司法判决书显示,该行越秀支行4名核心信贷员工,长期勾结外部中介机构,虚构海洋渔业经营流水等核心材料,违法发放联保贷款共计3.6亿元,该案并非单一环节的操作失误,而是贷前调查、贷中审批、贷后管理全链条的合规沦丧。
2022年法院终审判决,相关责任人因违法发放贷款罪承担刑事责任,这一判决打破了行业内“银行信贷违规仅需接受行政处罚”的固有认知,明确将严重失职、违规放贷的行为定性为刑事犯罪,背后是巨额国有资产流失与数十个担保家庭的信用破产,给全行业敲响了风控警钟。
宁波分行的相关案例,则折射出银团联保模式下,信息孤岛导致的风控盲点。2013年曝光的一笔涉及十余家小微企业的银团联保贷款,总授信额度超3000万元,由建行联合招行、浦发等多家银行共同发放,但各参与行未建立实质性的资信信息共享机制。核心借款人通过多头授信、重复抵押等方式,实际债务杠杆率远超其资产评估价值,待核心企业实际控制人失联后,风险快速多米诺骨牌式传导,十余家原本无关联的小微企业,因联保担保条款,总价值超1.2亿元的资产被同步冻结。原本旨在实现信用增级的联保模式,因跨行穿透审查缺失,演变为具有强传染性的金融风险载体,让互助共赢的初衷彻底落空。
从法理与金融实务双重维度来看,联保贷模式的大面积暴雷与纠纷,本质是部分银行将核心风控职责“外包”,导致信贷风控功能彻底失灵。
联保贷的核心逻辑,是依托借款主体间的道德约束与资产捆绑,对冲小微贷款的风控成本,但这一逻辑在基层实操中被严重扭曲。从华融湘江银行邵阳分行信贷经理明知材料造假仍违规放款、导致1亿元资金被骗取的案件,到广发银行西单支行对征信严重瑕疵客户的例外准入,多家银行均弱化了核心的信用审查环节,将风控重心简单寄托于连带担保条款,变相将信贷风险转嫁至担保人身上,完全违背了金融风控的核心原则。
针对互联互保贷款累积的存量风险,监管部门曾下发《关于进一步排查企业互联互保贷款风险隐患的通知》,明确要求对大额担保、成员过多的联保体业务开展穿透式审查。
2025年3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受理白延东的持续举报,这起十三年联保贷纠纷由此进入最高监管层核查视野。白延东提交的无签章空白推荐函、违规“例外审批”文件,成为核查银行放贷合规性的核心证据;广发银行虽辩称操作合规,但相关表述在监管调取的系统数据面前,缺乏实质说服力,专项核查仍在稳步推进。
随着全国互保贷款风险排查走向深水区,监管核心导向明确:既要化解风险,更要厘清各方责任,重点甄别因银行违规放贷、审贷渎职导致担保人无辜担责的情形,在法律框架内平衡合同形式与实质公平,保障合规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
法律专家指出,若后续核查证实银行在担保合同签订中,存在隐瞒关键风险、严重违反监管及内部流程,甚至恶意转嫁风险的情形,依据《民法典》及金融监管规定,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可依法减轻乃至免除。
金融的核心是信用,信用的底线是合规。这起跨度十三年的联保贷旧案,即便时隔多年,依然直指行业核心痛点:基层行若重规模、轻风控,为业绩突破审贷红线,将核心风控职责流于形式,最终损耗的不仅是个体经营者的权益,更是整个金融市场的契约公信力。